祁連山是重要的國家生態安全屏障，也是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重點生態功能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但長期以來，祁連山局部生態破壞問題十分突出。2017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發出通報。

2018年7月，通過衛星遙感監測發現有17處人類活動得到全部或部分拆除。一年過去了，祁連山綠色已開始重生，但生態保護與恢復還在路上。為此，生態監測評估要繼續按照“嚴、真、細、實、快”的要求，開創生態環境工作新局面，共同推進美麗中國建設。

切實做好生態監測評估業務

生態環境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正確處理生態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已成為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因為缺乏生態紅線和敬畏自然的意識，盲目追求經濟發展而無節制地向大自然攫取，對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和粗放利用造成的。祁連山生態破壞事件就是實證。自然生態監管職責履行得好不好，關鍵在于生態監測評估業務做得好不好、生態監測評估數據質量可靠不可靠。生態監測評估數據是生態監測評估工作的生命線，是實施生態保護管理與決策的基本依據。

生態監測評估是生態監督執法的耳目，讓生態保護監督執法更加精、準、狠。2017年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督查中，利用高分辨率衛星遙感數據定量提取的人類活動專題信息，為督查工作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證據資料。按照《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遙感監測及核查處理辦法（試行）》，每年對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例行開展兩次和一次監測，定量獲取人類活動位置、面積、類型等專題信息。由衛星環境應用中心首次完成的2015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全覆蓋”監測，發現446個保護區共有人類活動15.6萬處，總面積2.8萬平方公里，直接服務于“綠盾”自然保護區監督檢查專項行動和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等。

生態監測評估是決策管理的基石，讓生態保護決策更有依據，讓生態保護管理更“接地氣”。2000年以來，生態環境部（原環境保護總局、原環境保護部）聯合中國科學院等先后完成了3次全國生態狀況調查評估，全面獲取不同時期我國生態狀況及其變化的第一手資料，為生態環境保護和國民經濟建設決策提供重要科學依據。

作為生態監測評估業務化運行單位，衛星環境應用中心生態部主要負責開展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紅線、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等生態保護重要區域的監測評估，負責定期開展全國生態狀況調查評估任務，每年分析處理數萬幅衛星遙感影像數據，為生態保護監管提供基礎數據支撐。衛星環境應用中心生態部已將鐵軍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擔負起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責任，堅持矢志不渝的信念、眾志成城的團結、責無旁貸的擔當、堅毅頑強的作風、廉潔奉公的態度，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和技術本領。

構建三大體系，增強技術支撐能力

李干杰部長在生態環境部召開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7周年暨“兩優一先”表彰大會上強調，用每一個環保人的情懷和行動，打造一支生態環境保護鐵軍，為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進生態文明和建設美麗中國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作為綠水青山的守護者，必須秉承不變的情懷，不忘初心，砥礪前行，不斷創新和增強生態保護技術本領，提升生態保護監管技術支撐能力，達到“嚴、真、細、實、快”的水準。

一是構建協同運行的天地一體化生態保護監管能力體系。面對生態保護監管“面廣、量大”的業務特點，生態保護監管業務以衛星遙感技術為主要驅動。基于“天—空—地”一體化監測技術體系，建設和完善生態保護綜合監測網絡體系，形成生態保護日常監測和數據獲取能力。運用云計算、物聯網等信息化手段，形成生態保護綜合監管和分析預警能力，全面掌握生態系統構成、分布與動態變化，及時評估和預警生態風險，提高生態保護管理決策科學化水平。推動建立生態保護監管業務化運行所需要的技術隊伍和技術標準規范體系，將國家、省、市、縣等各級技術單位和管理單位的職責制度化，實現生態保護監管的業務化和常態化運行。

二是構建生態保護區域和開發建設活動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業務體系。面向重要生態空間和生態保護重要區域，特別是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國家公園等各類保護地，基于臺賬管理思路，對重要生態空間和生態保護重要區域及區域內的每個管理單元、每個開發建設活動斑塊，按照規則編制唯一編碼，建立全鏈條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業務體系。以此為基礎，集成分析生態保護監測評估結果，定量核算生態保護區域的各種生態系統類型（特別是自然生態系統）面積和用地性質的變化，分析自然生態空間“生態盈虧”及其流向；定量分析生態系統主導服務功能的變化情況，分析生態服務功能“生態盈虧”及其變化原因。對于生態保護管控邊界調整的情況，進行生態保護面積空間對比和臺賬變更；對于動態監測開發建設活動的改擴建情況，鑒別生產經營活動是否遵守生態保護管理制度。

三是構建面向績效考核的生態狀況及變化綜合評估業務體系。綜合運用財稅、金融、法律、監管等手段，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權責統一、獎懲并重的生態保護監管機制。建立政策性獎懲制度，通過與通報制度相結合，使生態保護和監管的調控手段多元化，形成獎懲結合的后續處理制度體系。切實發揮好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和綜合監管結果在財政資金分配過程中的杠桿調節作用，對現有的生態轉移支付資金、能力建設資金等調增或者調減，進而形成“我要保護”的局面。如每年度開展的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監測結果，應作為自然保護區能力建設資金分配和調整的基礎依據，避免出現一邊違法違規搞著生態破壞、一邊拿著高額能力建設資金的現象。